現代性是一個容易使用、常被使用的字眼，但學者要給予它一個定義清楚的概念，卻是困難重重。大體言之，現代性可謂根據歐洲啟蒙思想所演生出的各種制度的統治與治理，這些現代的制度將使人們脫離不理性、非理性與宗教性的束縛、限制。十九世紀以來，西方人往往將現代性視同於進步的信念（the idea of progress），或視兩者並行於同一時代。其中，民族主義者並將現代性視為對發展（development）的承諾應許。
如要將各種現代性的特徵臚列出，將不勝其繁。大體上，啟蒙理性主義、資本主義，以及民主與發展等三個相關連概念或議題，當足以把握住現代性的問題與性質。
對於本世紀、二十世紀的人們言之，現代性從何而來？又適向何方？是否我們仍得繼續相信它、維護它？這些重大的問題，苦惱著、折磨著、啟示著兩世紀對之的信仰者、反對者與疑惑者。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；來自社會主義、法西斯主義左右兩方的挑戰；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恐慌；世紀末全球拜物主義、科技唯物主義的氾濫；民族主義的再生怒火；宗教衝突的新根源；種族、族群、性別政治的衝動撞擊；在這些劃時代的歷史歲月中，人們清楚地見到社會、人文學者在攻守進退間，在自我調適中，在希望與黑暗裡，浮現出、刻畫出許多的精神面貌與理論思考。任何嚴肅的人們，都相信這是人類歷史文明存續的關鍵問題，也各循著不同的思想、觀點、立場，冀求尋覓出一個最佳或較佳的答案來。然而，自今視之，世人雖付出極大的努力去探索，也見諸許多可敬的成果，但是，二十世紀的人們似已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、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樂觀與自信。這種結果是福是禍，是值得肯定抑否定，自留與各家各人的判斷，但似乎我們可以此般地看待它：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，當人們過去已經且如今依然處於政治、社會繁難不適的情況，然而，過去人們所依賴、相信解決問題的思想和方法，早已被遺忘了，或更多的時候被視為失效失時了。怎麼辦？
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，西歐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，其誕生與發展，在理論上、實際的問題上，始終處在暴力、革命、改革、自由等力量交錯的環境中。英、法、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（the bourgeois-democratic revolution）率皆有賴於貴族、地主、商人的歷史性聯盟，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，向下以武力、法治與教化來馴服農民、紀律化工人，俾以建構、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的社會秩序。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同資本主義，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，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。
就世界歷史的發展觀之，在這個歷史時期開出的西歐與美式的自由主義之路，其它的國家、地區，之前似乎不見先例，並且之後甚難成功地追隨、複製。在思想上，啟蒙（the Enlightment）思潮始終存在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。一方面，它設定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，理性、包容、人道（亦包括對人之激情（the passion）的承認）、自由、幸福成為新的、不容折扣的價值，另一方面，特別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努力，啟蒙思想家意識到，人除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，亦賦與著追求自利遠勝於它利、眾利的另一天性。人們對此問題的爭論，始終不休，但他們大抵相信經由理性的適用運用，端正合宜的社會是可以出現的。當這般的論理產生後，啟蒙的思想家首先自然要質疑這樣的見解：當下政治秩序的安排是源自社會契約的神聖性或必然性。它們認為，當下的政治安排，毋寧是源啟自眾利或社會的必然性。
隨著商業、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啟蒙思想家還見到，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會的財富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、不平等。亞當?斯密和弗固森（A. Ferguson）對此皆有深刻的體悟，在解決問題上，他們很清楚地區分了客觀（objectivity）與中立（neutrality），希望找出政治秩序下的社會安排（arrangement）之秩序，運用人的選擇與行動去「改進」（to improve）社會的弊端。斯密的門徒邊沁（J. Bentham）對於市場所可能帶來的邪惡、不善，更敏感於其師，他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，以處理社會秩序的問題。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來變革社會制度，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，而啟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，自將處於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。
到了十九世紀末葉，人們逐漸瞭解到，啟蒙所珍惜、堅持的價值，正面臨著各種相反或反對力量的阻礙：貿易戰爭、國際間的衝突、人性的貪婪與征伐、專制主義的頑強與盛行，以及統治階級其巨大的既得利益。這些力量，有些來自啟蒙思潮的外部，有些則來自按照片面啟蒙原則、理念所產生的力量（不論是可預期的或意想不到的）。除了這種實際的問題外，理論上，啟蒙心態的人們亦面臨另一種難處：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之形式，其歧異性、多樣性正適以毀損啟蒙思想所立基的普遍自然律原則。
二十世紀裡，受啟蒙思潮影響極深的西方社會科學思想與方法，自然得繼